来自 Spark class struggle 95期的文章
国际形势：中国
2017年10月30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再次选举习近平为总书记，任期五年，在一个仍然声称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取得胜利。根据西方媒体的评论来判断，这是这位新任总书记的胜利，时而与毛泽东相提并论，时而与邓小平相提并论，甚至说他是红色帝国的君主！习近平似乎已经成功地重新确立了对不同派系的权威，这些派系在中央或地区层面的权力争夺曾从内部破坏政权。时间将会检验这个权威是否货真价实。
最近发生的几起事件，引发了关于腐败的影响恶劣的丑闻，在国家首脑会议上的派系斗争中掀起波涛。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最大城市之一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 于2013年被判终身监禁。在他的垮台过程中，他将一定数量的统治阶层的成员拖下水。
薄熙来 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由国家机器中的高级官僚以及新富阶层组成的特权层的不断壮大，不断对这个人口达14亿的国家的国家机器产生消解作用。
党内或国家机器的一些重要人物经营着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或国家规模大小的地区。他们拥有的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因为统治阶层和商界之间的永久性联系而加强。
鉴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中国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只有在受到国家和党的最高层的支持和共谋的情况下才能积累财富。
尽管中国和苏联的起源不同，但在戈尔巴乔夫统治期间苏联的解体是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永久警告。国家机器可能会因为那些应当捍卫其利益的人之间的对抗而很快崩溃。
虽然它要承受国家官僚机构之间对抗的腐蚀性影响，但国家机器自身的团结对于维护统治阶层的集体利益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这种团结用来对付下层阶级是必不可少的，包括中国可能已经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和最有力量的工人阶级，但无论他们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与外企相关的许多大公司中工作，其工资都比日本，美国或欧洲的同等工人工资低五到十倍。
这种团结用来对付庞大的农民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快就把他们从农村驱逐出来，变成了没有权利生活在城市中的贫困人口。
中国是一个社会炸药桶，其领导人很清楚这一事实。正是这种情况使得独裁统治成为必要。关于党和国家各自角色的评论员的推测只不过是烟幕而已，特别是因为党的统治层与国家的统治层是一样的。
政权这种表面上的稳定并不能压制阶级对抗。它甚至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野蛮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对财富的追逐，以及许多投机，特别是房地产投机，正在破坏一个经济增长受金融危机摆布的经济。
西方媒体会虚伪地思考中国的民主或公共自由的未来。对中国经济形势发展非常感兴趣的西方大资本，完全分担了当地统治者对社会爆炸风险的担忧。将"共产主义"与强烈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无法将中国成为这个"世界工厂"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现实隐藏起来。他们无法掩盖一个变得及其富裕的富裕阶层和一个在车间大量聚集工作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
尽管政权被贴上了独裁和社会主义的标签，阶级关系的现实最终将进入人们的意识。
中国政府提到的中国复兴的骄傲以及崛起加入大国的行列也有其局限性。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阶级被无论是美国，日本，英国还是法国的西方大资本直接或间接剥削，。"世界工厂"是西方大公司的分包商。
中国政权的原创性 - 它与像越南和朝鲜等曾经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其他一些国家，或者某种程度上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 - 的共同点是它使这个国家几十年来一直避免了大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束缚。
在1949年之前，这些势力使中国长期处于被压迫和屈辱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其结果是鸦片战争，中国在军阀统治下被分割，租界制度（西方列强为了将它们变成商业飞地而从中国占领的领土），最后，腐败的蒋介石政权无力改革中国的社会结构。
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紧随其后的农民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为毛泽东及其继承者政权提供了能让中国抵制帝国主义多次企图恢复控制的社会基础。
尽管激进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给毛泽东时代贴上的共产主义标签，在他的继承者中间越来越薄弱，但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国家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 - 一个在特定条件下出生的不寻常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是从未试图推翻资产阶级或消灭社会中的资本家结构。
国家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 这个曾经被中国用来反对帝国主义捍卫资产阶级的工具 - 逐渐成为中国融入全球帝国主义秩序的主要因素。这种融入并非通过通常的作为中介的买办资产阶级来实现，至少不是主要手段。买办资产阶级大部分已经离开大陆分散在整个东亚，从台湾到新加坡，即使毛派政权并没有试图消灭他们。
国家机器本身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中国之间的中间人，但其力量关系的基础相对蒋介石时期的买办资产阶级来说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更有力。
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来说，历史沿袭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一方面，新的资产阶级在国家机器内部和周围成长起来，另一方面，主宰海外侨民的旧买办资产阶级的遗留，在台湾，新加坡，一段时间内的香港以及留在大陆但在毛的监狱里度过几年之后，正在恢复其社会地位。这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联系从未真正被打破过。
通过其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中国政府亲自与日本，美国和德国的跨国公司合作。这实质上是一种转包形式，但不仅如此：这种形式的联合有时候等同于集团。顺便提一下，即使在帝国主义国家，作为分包商并不一定能产生依赖关系，而是由双方持有资本的不同数量决定的。
中国政府本身的角色是矛盾的。不言而喻，这种矛盾并不涉及中国国家的阶级性质，即使是曾经把中国当作工人国家的最逆行的伪托洛茨基主义者也不敢再用这种方式对其进行分类。这种矛盾牵扯到的是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国国家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和将来的利益，使其能够 免于大帝国主义资本的侵害，即使在承担融入全球市场的强大因素的作用下也是如此。
中国的扩张 主义不仅仅是"国家利益"和 "习近平的全球野心" （也就是 法国报纸《世界报》8月6日至7日的 的 标题）。在重建"丝绸之路"的现代化变革背后，从中东到希腊的港口的收购，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西方大公司及其商品的利益，以求进入全球市场。
8月6日至7日的 《世界报 》的 另一个标题是 ： 《重庆：欧亚铁路上的港口城市》。 小标题是： 《沿着丝绸之路的古老道路，11,000公里的渝新欧铁路运输货物一直到德国杜伊斯堡港口。》 但是，正如同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引用中国当局的话说， "富士康和惠普的出口中约有60％使用这趟列车。对于微电脑制造商宏碁和华硕来说，这个数字在20％到30％之间。"
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帝国主义的体现。我们必须清楚这个词的含义。中国的"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阶段（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衰老阶段），在这个阶段，在资本主义自身竞争发展产生的资本的过度集中，被迫出口其资本。中国的扩张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构成了一种综合发展的原始形式：国家经济和私营经济相混合，而超现代化城市与欠发达农村之间，实际野蛮资本主义和官方社会主义用语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这条原始的道路，虽然给中产阶级的巩固和丰富以及几个红色亿万富翁的出现提供了土壤，使他们能够与西方资产阶级相媲美，并没有使被剥削阶级摆脱贫困。它甚至没有让中国逃离欠发达的境况。
必须强调的是，即使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高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经济体，在人均GDP上，它仍然远远落后于俄罗斯和墨西哥等一些半发达国家，甚至远远落后于土库曼斯坦，博茨瓦纳或黑山。根据各种计算，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7,000美元到12,000美元不等。相比之下，德国为45,000美元，法国为44,000美元，美国为53,000美元。在衰败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没有"中国道路"可以让穷国赶上并超越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同样也没有什么"古巴方式"，"越南方式"或"朝鲜方式"。
中国巨大体量的演化表明了，说明了帝国主义甚至可以整合曾经以非常激进的方式与之作斗争的政权的能力，而其他穷国从人口和规模角度完全比不上中国。
人类的未来
从中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也是自马克思以来革命共产主义潮流的基本思想：人类的未来将在两个基本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决定。没有捷径，也不会有某个孤立的国家存在什么空子可以钻。
在回应他自己时代的怀疑论者时，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写道： "所有说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的言论都是无知之言或欺骗之语。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不仅"成熟"，他们已经开始变得有些腐烂。"
资本主义的衰退不仅在经济领域，危机，失业和人类生产力的破坏中显露出来。它也在各种形式的社会生活中形成，包括在国际关系中：萨赫勒地区和苏丹的地方和区域战争，并在其他非洲国家蔓延;难民不仅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也从非洲，中东和亚洲流向欧洲，而且从一个非洲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或者从欠发达和贫穷的缅甸流向更加贫穷的孟加拉国。资本主义道德衰败的另一个标志是越来越多的铁丝网和墙壁将人们相互分离。
恐怖主义袭击本身就是资本主义衰败的表现形式，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触及帝国主义国家，它们在西方舆论中得到更大的表达，西方舆论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工具之一。
托洛茨基通过下面这句话总结了上述过渡时期计划的段落： "如果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话，在下一个历史时期，危机将会威胁到全人类。现在轮到无产阶级，特别是革命先锋队了。人类的历史危机就是革命领导者的危机。"
在撰写这些文章几个月后，人类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几十年后，衰落的资本主义再次陷入野蛮行径。托洛茨基从中得出的教训至今具有现实意义： "现在轮到无产阶级，特别是革命先锋队了。"换句话说，轮到革命共产主义政党和革命共产国际的重生了。